陳學雷

渠紅偉

申請青年科學基金有年齡限制是考慮到剛開始獨立從事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員經驗比較少，如果把他們和其他成熟的科研人員放在一起進行基金評審，可能他們的競爭力要弱一些。

并非所有基金申請都將科研人員的年齡限制在了學術生涯的早期，即使年齡到了五六十歲，科研人員仍然有很多項目可以申請。但是，科研人才的壓力早就提前了。

■本報記者 韓天琪

隨著國家對科研投入越來越大，向科研人員提供支持的項目也越來越多。不過，大量的科研項目對申請人有年齡方面的限制。錯過了，即使其他條件達到了也沒辦法。

比如青年科學基金要求申請人當年1月1日未滿35周歲，青年人才項目含金量最高的“四青”（青年拔尖、優(yōu)青、青年長江、青年千人）中的兩個——優(yōu)青、青年長江，年齡限制是38歲。四青之一的青年千人，限制年齡是40歲。那么，從支持年輕科研人員發(fā)展的角度來說，設定年齡限制是有利還是有弊？

初衷是為了鼓勵青年科研人員

“申請青年科學基金有年齡限制是考慮到剛開始獨立從事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員經驗比較少，如果把他們和其他成熟的科研人員放在一起進行基金評審，可能他們的競爭力要弱一些。”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陳學雷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這個角度上，對青年科學基金來說，設置年齡限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起到鼓勵青年科研人員早日拿到基金的作用”。為了鼓勵更多的青年人，“除了年齡限制之外，很多青年基金規(guī)定只能拿一次，拿過之后就不能再申請了”。

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研究員渠紅偉也表示，青年科學基金對申請人年齡的嚴格限制確實可以起到鼓勵青年人的作用。

陳學雷表示，雖然對青年科學基金這種針對早期科研生涯的基金來說，設置年齡限制的出發(fā)點是為了鼓勵青年科研人員，“但是對青年人才含金量最高的‘四青’（青年拔尖、優(yōu)青、青年長江、青年千人）設置年齡限制我并不是很贊成。過去大家的科研路徑比較類似，都是在同一個時間畢業(yè)，同一個時間進入科研領域進行競爭。但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多元化的情況”。

陳學雷介紹，國外類似基金不會設置年齡限制，“有時會限制在博士畢業(yè)幾年內申請。因為有的人相比于同齡人可能在比較晚的時候才去讀博士、拿到博士學位。如果以年齡作為限制橫向比較的話，對這部分博士來說很可能就是不利的。”陳學雷說，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做法更合理一些。

對于美國來說，這種方法尤其適合。“因為美國很多科研人員來自國外，每個人的情況有很大差異，這種情況下不以年齡作為限制條件是合理的。當然我國以后的科研人員的求學情況也不像以前那樣整齊劃一了，可能有一部分人在大學畢業(yè)后在工業(yè)界、企業(yè)界工作了一段時間再轉入學術界，從這個角度考慮，可以對這些人才項目的年齡限制作一些調整和改革。”陳學雷說。

一步慢 步步慢

事情都有兩面性，設置年齡限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21世紀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存在論資排輩的問題，“讓年輕人與有資歷的科研人員進行競爭可能造成不公平。出于這種考慮設定的年齡限制本意是通過年齡限制打破論資排輩，但也反過來強化了年齡限制”。這會給青年科研人員一種無形的壓力，尤其對一些需要科研積累和長時段研究的科研人員來說，年齡限制有可能讓他們急功近利，心浮氣躁。“這加重了科研人員的焦慮，大家拼命想進入學術利益共同體。”

當然，并非所有基金申請都將科研人員的年齡限制在了學術生涯的早期，即使年齡到了五六十歲，科研人員仍然有很多項目可以申請。但是，科研人才的壓力早就提前了。例如在35歲之前，如果沒有申請到青年基金或其他支持項目，既會造成自己的科研缺乏資金支持，也在后面的項目、計劃申請中陷入劣勢。在愈演愈烈的科研競爭之下，似有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一步慢步步慢的現(xiàn)象。

渠紅偉坦言，這種現(xiàn)象對科研人員成長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以我參加一些項目評審的經驗來看，如果在不同領域評審，很難橫向比較出每個人的學術水平到底如何，這時大家往往就想找一個評價標準。而各種人才項目就成了‘最好’的衡量標準。”

陳學雷表示，這對于科研人員的成長來說不是一件好事。“人才項目一方面需要找到優(yōu)秀的人才并給予他們支持，但有時人才的認定又會陷入‘馬太效應’的怪圈。”

去行政化改革

熊丙奇提示，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國整個學術界的立項都帶有比較強的行政色彩。“在這樣一個整體背景之下，在立項審批時，除了學術指標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

很多資助由此成為了“學術頭銜”。而學術頭銜成為了下一個學術頭銜的評價指標，逐漸形成了學術利益共同體。

“學術基金的審批，應當以學術水平作為衡量標準，這是基本的學術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學術的平等競爭，讓科研資金可以更多地資助到有學術思想的科研人員。”熊丙奇強調。

“要改變論資排輩的現(xiàn)象，最根本的是將行政主導改為以同行評議為代表的學術主導。”熊丙奇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會陷入用一個非學術指標代替另一個非學術指標的怪圈。

“要想讓各類基金真正起到鼓勵和支持科學研究的作用，最終還是要推進學術去行政化的改革。但遺憾的是，這是由行政部門主導的，這導致我們無法打破這樣的利益機制。”熊丙奇坦言，以行政主導推動學術的去行政化改革，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強化行政主導，在原來制度的基礎上不斷設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