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迪

11月26日，媒體發(fā)布了首例人類基因編輯嬰兒誕生的消息，旋即在全世界引發(fā)巨大爭議。這讓不少人聯(lián)想到誕生于40年前的世界首例試管嬰兒。

40年前，試管嬰兒技術（更準確的說法應是體外受精技術，IVF）也曾引發(fā)過倫理爭議，同樣被指責為“潘多拉盒子已被打開”“人類在扮演上帝”。但實際上，體外受精技術與賀建奎發(fā)布的生殖系基因編輯臨床試驗有著本質區(qū)別。

首先，區(qū)別在于是否對人類遺傳物質進行人為修改。

諾獎得主羅伯特·愛德華茲始創(chuàng)的體外受精技術是將精子和卵子從人體內取出，在體外模擬受精卵形成，并將其移植到女性子宮中，讓胚胎在其中發(fā)育成胎兒并最終降生。整個過程不涉及對人類基因的直接修改。

而賀建奎所使用的基因編輯技術是在體外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后，對本就健康的受精卵進行遺傳改造。通過生殖系基因編輯的孩子在長大成人后，有可能將這種改變遺傳給自己的后代。如果當初在受精卵上錯誤地編輯了基因，那么由此產生的風險和傷害也會遺傳給后代。

其次，兩者的目的不同。

體外受精技術的目的是幫助不孕不育夫婦實現(xiàn)生育攜帶有雙方或一方遺傳物質后代的愿望。

但賀建奎此次使用生殖系基因編輯所做的實驗（注：此處使用實驗在于個人認為賀沒有將這些夫婦和孩子當作人來看待，而是純粹將他們當作了實驗動物），目的不是如一些人想的那樣幫助這對夫婦生育一個健康的孩子，而是讓本就健康的孩子具備抵抗HIV－1病毒株感染的能力。當然，一些學者和公眾提到的使用生殖系基因編輯“治療”嚴重遺傳疾病這一目的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從科學共同體基于科學證據(jù)的判斷來講，現(xiàn)在技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還不足以為人類開展臨床試驗辯護。

第三，兩者技術的成熟度不同。

在全球第一位試管嬰兒出生前，體外受精技術就已經歷了長達20多年的科學研究和多年的倫理辯論。

而賀建奎使用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自發(fā)現(xiàn)后到今天也不過4年時間，其間許多基礎研究圍繞該技術展開，明確提出了生殖系基因編輯存在的脫靶效應和嵌合體等問題。2015年，中、英、美三國科學家在華盛頓形成共識，確定在安全性問題獲得充分研究及充分的公眾討論后方可開展臨床試驗，并且試驗應首先針對那些嚴重危及人類健康且目前不存在有效干預措施的疾病。賀建奎開展的研究明顯不符合這些標準。

第四，受試者的情境不同。

當初接受體外受精技術試驗的夫婦，通過自然生育或其他當時可及的方式都無法實現(xiàn)生育攜帶有他們遺傳物質后代的愿望，即體外受精技術是他們實現(xiàn)這一愿望的唯一手段，即使這意味著巨大的風險。

但對于賀建奎發(fā)布的臨床試驗而言，這些受試者夫婦可以通過目前已十分成熟的母嬰阻斷技術獲得未被HIV感染的后代，并非只有生殖系基因編輯一條路可走。

第五，兩者主要面臨的倫理學問題不同。

首先是實質倫理學問題。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涉及的問題是人類是否應當使用體外受精技術生育后代。當時一些人認為不應當，比如天主教稱只有通過性愛進行生育才是道德的；但另一些人則認為應當，因為父母有生育后代的基本權利，一些基督教學者也支持這一觀點。

而賀建奎公布的臨床試驗涉及的是我們是否應當允許夫婦通過基因編輯獲得一個能夠抵抗HIV感染的后代的問題。

從實質倫理的角度講，一些人并不反對包括未感染HIV的夫婦使用該技術獲得免疫HIV感染的后代，他們認為在確保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讓后代具有抵抗HIV或其他病原體的能力并不會傷害到孩子，反而會增加他/她的福祉。這類似于現(xiàn)在普遍使用的疫苗，而且通過生殖系基因編輯技術可以降低免疫成本。當然，這必須建立在技術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基礎上，而不同于賀建奎目前開展的臨床實驗。

另外一些人則堅決反對這種生殖系基因編輯，并將這種改變稱為“增強”。一是從宗教角度反對，認為這是在“扮演上帝”，然而對于生活在世俗社會的人們來說，這種論證似乎沒有多少力度；二是指出我們目前可以通過藥物阻斷或輔助生殖手段避免HIV的母嬰傳播，孩子在長大后也可通過安全性行為和其他方式預防HIV感染，無須改變孩子的基因組；三是擔心這項技術會增加社會不公正；四是擔心破壞人類遺傳多樣性，威脅人類生存。

如果干預的目的是治療嚴重遺傳疾病，幫助患有遺傳疾病的夫婦生育健康后代，或出于增強后代智力、體力甚至某些天賦而進行生殖系基因編輯，那么人們對于該實質倫理學問題的答案會隨之發(fā)生變化。

其次是技術安全性問題。當時一些學者認為第一例試管嬰兒這一過程是不符合倫理的，因為盡管科學家做了成功的動物實驗和胚胎研究，但這畢竟是第一次通過人工方式讓后代出生，沒人能保證這個孩子在出生后不會因此受到傷害。但也有學者指出，如同其他臨床干預一樣，無論是否是第一例試管嬰兒，我們都不能保證這一過程100%沒有風險和傷害。但由于前期有較好的動物實驗和臨床前研究，我們可以將第一例臨床試驗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降到最低。

賀建奎的臨床實驗也存在技術安全性問題，但不同于第一例試管嬰兒的是，科學共同體并不認為現(xiàn)在的技術已經成熟到可以開展臨床實驗，貿然開展必將對后代造成巨大風險。

此外，兩項技術都還涉及程序倫理問題，包括倫理審查、知情同意、隱私保護和技術的可及性等問題。例如第一例試管嬰兒降生前后媒體對夫婦和孩子的曝光令他們毫無隱私可言，而這也是對他們脆弱性的利用。對于此次生殖系基因編輯臨床實驗而言，雖然賀建奎聲稱依照法律會保護夫婦和雙胞胎的隱私，但可能結果不會盡如人意，更何況這對雙胞胎的生命健康本就難以保證。對于這對雙胞胎而言我們應當保護她們的隱私與自由，畢竟她們是無辜的，她們自己并沒有選擇被出生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