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上和報紙上連續(xù)披露了幾起知名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yè)論文抄襲的事件。有的論文，不僅正文全部抄襲，連文末的“致謝”也捎帶著一并剪貼，甚至導師的姓名都懶得改。與十年、二十年前相比，類似研究生論文抄襲的事件有明顯增多的趨勢，這不禁讓人聯(lián)想到時下頗為流行的詞匯——“規(guī)矩”。
研究生畢業(yè)論文抄襲者，當然不是不懂規(guī)矩。他們往往是明知故犯，以規(guī)矩為芻狗；心存僥幸，以身試法。但規(guī)矩的缺失，在大學中正在成為普遍現象，則是不爭的事實。
規(guī)矩可分為硬性的規(guī)矩和軟性的規(guī)矩兩種。前者一般比較容易體察，比如各種規(guī)章制度，甚或機制以及儀式；后者則與文化傳統(tǒng)、文化素養(yǎng)相關，像習俗、習慣，禮節(jié)、禮貌，學者風度、書生意氣等等。
雖然硬性的規(guī)矩容易體察，但現在看來，執(zhí)行得并不理想。拿研究生論文抄襲來說，稍正規(guī)一點的學校就不應該出現整篇抄襲的情況。因為論文提交前的第一關就是到中國知網上“查重”（檢測重復率）。這一關不過，根本無法提交外審。即便是僥幸過關，還要經過外審，外審后還需要通過預答辯、答辯。這一系列程序，加之導師具體指導過程中的質量監(jiān)管，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稍加把關，都可以避免類似情況的發(fā)生。
不僅是一些規(guī)章制度沒有得到認真執(zhí)行，一些以“創(chuàng)新”為名的有關研究生培養(yǎng)的新政策，其負面效應也在實踐中頻頻顯現。比如“導師贊助制”這個“與國際接軌”的政策，當初據說是為了“增加導師責任感”“提高責任心”的。在管理者看來，導師用自己的經費贊助研究生后，既可以起到增加后者收入的作用，減輕學校的負擔。因為補貼出自導師自己的科研經費，自然也會倍加珍惜�，F在看，這個政策不僅根本沒有考慮人文學科和基礎學科的實際狀況，所謂“增加導師責任感”“提高責任心”的預期，也正在事與愿違�，F實的情況是，導師出資贊助學生后，讓學生充當自己的雇傭勞動力在政策上變得合法，在心理上也不再有負疚感。由于已經付出了財力這個實實在在的物質，屬于精神層面的“責任感”也就很容易削弱。
由于大學本身過度的行政化，一些本屬于研究生必備的學術規(guī)矩，往往通過行政政策的方式來下達，也影響了學生的接受。比如與論文抄襲直接相關的學術規(guī)范，很少有大學能夠動員校內有真才實學的知名學者現身說法。講學術規(guī)范者，要么是行政人員，要么就是現學現賣者。而稍有學術研究經驗者都知道，學術規(guī)范不只是思想道德問題，它同時也是學術訓練的問題。那些偶有抄襲嫌疑的學生，往往是未經訓練而不明就里，不見得都是有意去踩踏學術紅線的。在這個過程中，名家的教導和導師的示范較之簡單的行政灌輸，其作用不知要大多少倍。
直白地說，現在不僅研究生，就是許多研究生導師，對那些中國大學曾經的人文傳統(tǒng)和習慣，行為舉止和風范，即那些軟性的規(guī)矩也不甚了了。
當然，人文傳統(tǒng)、習慣和行為舉止也并非一成不變，但基本的原則、基本做派還是一致的。作為大學里的從業(yè)者，至少應該盡量地溫文爾雅吧。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里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上世紀50年代，胡適去臺灣講學。臺灣當地的學生叫他“胡適先生”。胡適聽后喃喃道：“‘胡適先生’，也好，也好。”他的意思是，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習俗，即便加上尊稱亦不應直呼前輩的大名，即應該稱“胡適之先生”，但稱“胡適先生”也能接受。
可是，我們當下的研究生就未必然也了。見人叫“老師”自然沒有問題，可是在正式的學位論文里也處處稱“老師”就顯得比較奇怪了。最近研究生復試，有位考生稱馮友蘭為“老師”就把本人嚇了一跳：“馮先生怎么會有‘90后’的學生？”
軟性的規(guī)矩一般是通過兩個途徑習得的。一是來自老師（或導師）的熏陶，一是自己從前輩所著之書、所撰之回憶文章中體味和悟得。隨著老輩學者的日漸稀少，前一種途徑已經變得可遇而不可求了。那么，讀一些相關的著述，即所謂的“閑書”，知曉一些早年大學的歷史和學人、學校的軼事，就顯得不可或缺。
對大學及其文化傳承而言，軟性的規(guī)矩比硬性的規(guī)矩更難保持，卻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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