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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好的思路在改革過程中，受到了舊體制的約束，最后往往是事倍功半。

□大學的改革從培養(yǎng)目標上一直在改，但體制從沒有變，因為我國大學始終是國家體制下的一個部門，我們的校領(lǐng)導都是有行政職能的。

□我們在制定規(guī)則時，有時希望把規(guī)則做得越細越好，那么問題就來了，有時規(guī)則做得越細，就可能越背離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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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到來前夕，高校“教學和科研孰輕孰重”這個老問題，因一篇感性、決絕的《自白書》，又一次進入公眾視野并引發(fā)了熱烈討論。

《自白書》的作者是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師周鼎，在這篇發(fā)布于2014年12月23日凌晨的文章中，周鼎痛陳高校教學、科研、職稱評審中的各種弊病。

這篇言辭激烈的文章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刷屏，周鼎本人也卷入了輿論的漩渦。

《自白書》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引起了高校教師群體的共鳴，輿論也以此為由頭展開對中國高校教學和科研體制的批判。不過，處于漩渦中心的周鼎認為，自己被一部分人“神化”成了挑戰(zhàn)中國現(xiàn)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英雄。

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澄清，他從來沒有把自己定位成一個要去挑戰(zhàn)和反抗什么的英雄，而僅僅是享受說真話的樂趣。

職稱評審不應變成“選勞模”或論資排輩

中國青年報記者（下稱記）：你為什么沒有通過職稱評審？

周鼎（下稱周）：我參加的是學校為一線教師晉升教學型職稱開設的綠色通道，沒有通過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工作量不夠，一個是工作年限不夠。

記：你對評審標準有哪些意見？

周：直到今天，我依然跟校領(lǐng)導表態(tài)，相對于以前的政策，為公選課教師開設職稱評審綠色通道的改革，本身是好的。但我認為改革力度還非常小。

公選課組成非常復雜，有政治課、英語課這樣的公共課，也有一些專業(yè)課教師面向全校開設的通識教育課。但政治課、英語課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而通識教育課往往帶有素質(zhì)教育色彩，課時較少。但在計算過程中，學校只認課時。

雞只有兩條腿，貓有四條腿，那是不是就是兩倍關(guān)系呢？政治、英語等公共課與通識教育的公共課兩者付出的勞動不是在一個領(lǐng)域里的，所以我認為不能按統(tǒng)一的標準來評價。政治、英語等公選課一周老師至少要上15節(jié)，而通識教育課一周只安排2～3個學時。這是1∶5的工作量，人家工作一年，我們要工作5年。

職稱評審要求的工作年限是10年，我工作了8年半，沒達標。我理解，畢竟這是個“綠色通道”，得用一定的手段去限制人數(shù)。但是事與愿違。工作年限也不能說明問題。

如果職稱評審最后變成選拔在這個領(lǐng)域工作時間最長、課時最多的人，這是在選勞模，不是在評職稱。勞模能不能推動教學改革？這不好說。

記：學校是怎么回應你的？

周：校領(lǐng)導覺得我對他們的努力不夠了解，沒有看到學校層面為解決這些問題所付出的努力，我個人化的思考和批評演化成了對川大負面的壓力。學校的解釋是，如果把制度變得更有彈性，就會造成更多的糾紛，引發(fā)更多人不滿。

但我批評的也都是事實。不管怎樣，我認為現(xiàn)在的政策對通識教育課與普通的英語、政治課沒有作出清晰的界定，從而導致不同領(lǐng)域的老師被迫在同一個標準下比較、評判，這是不公平的，也徹底違背了改革的初衷。

我理解的改革初衷是推動本科教學，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上課的出勤率。可是課上得多的不一定是課上得好的，學校這樣的政策讓那些積極上課的老師，最后還是落入論資排輩的怪圈。

既然是要去鼓勵對本科教育作出貢獻的老師，就不能僅僅按照工作的年限和上課課時去進行評判。學校也認為，這個政策需要改進。

面對舊有的體制，校長也不是萬能的

記：你認同學校的改革，學校也認為政策需要改進，應該說你和校方是有共識的，可為什么還會產(chǎn)生這么大的矛盾？

周：我在思考，有很多好的想法，在實施過程中，為什么會變樣。

在川大，校長對通識教育非常重視。正因為校長的重視，教務處等部門才有了這樣的改革思路，可是在實施過程中還是變了形。一些好的思路在改革過程中，受到了舊體制的約束，最后往往是事倍功半。面對舊有的體制，校長也不是萬能的。

另一位校領(lǐng)導說，行政機構(gòu)的人員畢竟是“屁股決定腦袋”，行政機構(gòu)不一定了解一線教師的苦衷。

記：你認為大學校長也拗不過固有的舊體制？

周：就像體育一樣，當年奧林匹克到了中國，就變成對于金牌數(shù)的重視，舉國搞體育。現(xiàn)在的科研也是這樣，由于科研是服從于國家的計劃，計劃體制下的科研導向就不可避免具有強制性，這種強制性能出成績，但效率一定不是最高的。

這些年來，大學的改革從培養(yǎng)目標上一直在改，但體制從沒有變，因為我國大學始終是國家體制下的一個部門，我們的校領(lǐng)導都是有行政職能的。

這就涉及一個很敏感的話題：去行政化。一旦去行政化了，在思想領(lǐng)域由誰來監(jiān)督和管理呢？如果大學不能穩(wěn)定，對社會的安定又會造成沖擊。所以現(xiàn)在的高校就處于“放”還是“不放”的矛盾中，一方面在思想領(lǐng)域方面是堅決不能放的，另一方面在教學領(lǐng)域如果管得過死，教育上就會毫無成就。

我從來沒把自己定位成一個要去挑戰(zhàn)和反抗什么的英雄

記：你寫《自白書》的初衷，不是為了推動制度的改變嗎？

周：我是研究中國現(xiàn)代史的人，對中國的現(xiàn)實自認為有所了解。再偉大的人，在200年的大變局中，有很多是個人之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不是某個人、某個機構(gòu)作出些改變，就可以把社會里不公平、不合理的東西都推翻的。

在這個事件上，在一定程度上，我被一部分人神化了，神化成挑戰(zhàn)中國現(xiàn)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個英雄，一個受迫害的英雄。而我只在享受說真話的樂趣，這更重要。

科研不一定是發(fā)表多少篇論文，但科研一定是講好課的基礎(chǔ)

記：你對將來的教學、科研工作有什么打算？

周：這件事后，我了解到的學生的態(tài)度，幾乎都是對我的支持和挽留。這些讓我認識到，我在川大最大的價值就是給學生上這些課。以前我在中華文化課上欲罷不能，師友們都勸我少上課，我也已經(jīng)多次表達過想少上課的意愿，但遲遲未決。我意識到，放棄公選課，學生的損失最大。這次職稱評審給了我一個觸動，促使我采取行動了。所以我現(xiàn)在的想法是，調(diào)整精力，課還是要上，但要適當減少上課的數(shù)量，提高講課質(zhì)量，這也是為了更好扮演教育者的角色。

記：你覺得不應該把過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學上？

周：教學重要，科研也很重要，科研不一定是發(fā)表多少篇論文，但科研一定是講好課的基礎(chǔ)，我贊同。一個老師年年重復一樣的東西，沒有對一個領(lǐng)域的思考、閱讀、寫作，他的課最后難免淪為一種形式。

國外很常見的做法是老師上半年課，搞半年科研。對我來說，從過去全身心投入教學到現(xiàn)在，早就到了一個停下來去進一步深化自己、把自己一直想做的科研課題去完成的時期。

這個評估體制下，發(fā)論文比治病救人還重要

記：科研成果有沒有影響你的這次職稱評審？

周：沒有。這次是“綠色通道”的評審，我的科研成果是沒有問題的。

人們對我有一些誤解，以為我科研不行，才去否定那些做科研的，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川大歷史學院就是以科研為主的學院，一個歷史學博士出身的教師，發(fā)表論文不可能成為我的累贅。我一直對科研很用心，也希望寫出精彩的歷史大作，這是我的職責。

記：《自白書》事件引發(fā)了人們對教學和科研關(guān)系的討論，你怎么看？

周：上好一門課是很多老師的追求，沒有一個老師以只搞科研、講不好課為榮。如果在較為寬松的環(huán)境中，很多人樂于把科研成果轉(zhuǎn)化為教學成果。但在量化考核體系嚴格的束縛之下，人們就必須考慮，這個力量怎么去分？少數(shù)杰出教師，科研教學都能兼顧，但大多數(shù)人是不能的。

我不是對科研不感興趣，只是對科研的量化不感興趣。問題是現(xiàn)在的制度很多是“一刀切”，醫(yī)生也要搞科研，普通教師也搞科研。

我的一位醫(yī)生朋友告訴我，他一直在糾結(jié)，到底是救人性命重要，還是發(fā)表論文重要？我們都知道人命關(guān)天，可在現(xiàn)行的評估體制下，誰會關(guān)心你救了多少個人的命呢？人們卻關(guān)心你寫了多少篇論文，發(fā)表在什么等級的刊物上。

同樣的道理放在普通教師身上，大家會關(guān)心你發(fā)表了多少篇論文，發(fā)表在哪里。誰會關(guān)心你講好了幾門課呢？醫(yī)生在救人的性命，老師是在拯救人的心靈。

記：你認為問題出在哪里？

周：我們現(xiàn)在有很多誤解，把經(jīng)濟思維放到了文化領(lǐng)域。我們投入多少錢能實現(xiàn)諾貝爾獎的突破？這沒辦法計算。我們在制定規(guī)則時，有時希望把規(guī)則做得越細越好，那么問題就來了，有時規(guī)則做得越細，就可能越背離初衷。

對于教師可以有一定的評價體系，但一定要寬泛一點，要人性化一點，讓每個教師都有在教學、科研上的追求。